在性的领域里，单纯由于封闭由于无知，便酿造了无穷无尽遍及大江南北的家庭不幸和社会悲剧，这似乎已不需要统计什么和进一步例举事实。每一个生活在人世间的凡人，在他广大或有限的生活圈子里，都会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社会现象。怎么办呢？不要封闭，就需要有条件地打开门户；消除无，就要在知识上给予，就需要开展教育。既然知识、包括性的知识终于成为部分人或少数人的专利，面向多数人的给予和教育，便是社会不容推卸的责任。

王文青，这个师院毕业分配到县一中当生理课老师的青年人，竟敢在他的课堂上，开垦性知识（实际上还是生理卫生知识）教育的处女地。

他是在毕业前的一个演讲会上产生这个念头的。报告人讲到性教育问题，比较东西方的异同和差距，例举的大量令人不安的事实，深深触动了他。对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这样一场报告似乎就够了，足够在他心里筑成某个信念的高山峻岭。到职后，他以一种上升到民族高度的责任感，业余调查了他兼课的三个班的学生状况，利用“十一”休假日，跑到邻县一个少管所里，了解了十多个性犯罪入狱的中学生的犯罪原因，阅读了他所能找到的性知识、性心理、中外性教育方面的材料，作了一个他认为有意义也适宜的讲课计划，在他走进一中的第二个学年开始，送到了校长办公室里。他的理由是十分充足的：初高中学生中间，生理的成熟已使男生和女生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接触障碍；不少女孩子在朦胧的意识下，已开始为自己设置对异性的精神壁垒；一些学生染上了手淫的习惯并且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发展，甚至影响学习。

校长太忙，未及看完那十多页的“提纲”就给了一个明确的意见：“可以讲一点。”这句话成就了他一时的愿望，但也断送了他永久的信心。

应该说，他有个非常不错的开头。他讲西方中小学生生理知识教育，讲孩子是从哪里出来的，精子和卵子是怎样结合的（其实他学着说了报纸上登过的一个西方家庭的故事），性是怎样成熟的，少男少女应该如何克服性生理成熟过程中的心理障碍，健康地对待生理冲动和社会刺激。

全班五十多个学生，从来没有那样专注地听过他的课程，尽管他察觉到第一次讲到性，讲到一些曾经神秘的字眼，不光他的学生们尤其是那些单纯的女孩子垂下了眼皮，满脸涨得通红，就连他这个老师，也显得笨拙和紧张。但第三次走上讲台，他镇静地发现：师生间不自然的表情皆已消失。他于是在心里感叹：只要以严肃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问题，一切神秘都是如此容易地就可以打破。

然而，再没有第四堂这样的课程等待他上下去。

第三个星期的课还没上完，他就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去了，什么也没有问，什么也不需要商量，就要他把课停下来。他辨白说在自己的课程中加讲性知识的内容，是得到同意的，怎么好“说上就上，说下就下，半截里刹车”。校长脸色马上变了：“让你讲一点生理知识，也没让你去讲性、讲手淫、讲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后来他才知道，学生家长得知他讲的课程内容后，迅速掀起了一个上访的高潮，县教育局、县长、县委书记都已过问一中这门课程的来历。有的家长跑到学校责问校长：“你们是怕我们的孩子学好了还是怎么的？”有的已经在张罗着给女儿转学了。在这些家长的心目中，自己的孩子片面地获得知识，挤上“独木桥”，要比全面地长成一个人更为重要；他们的骨血无知地保有上代人观念上的圣洁，远比有知地自己认识自己、把握自己更让他们心安理得；学校是编织状元之花冠的圣堂，不是传播性知识的是非之地……

当上面某个领导得知关于性的课程不是上面的规定，面是是一中的“独创”，便立即表达了一个确定的意思：中学教育要把握好方向，不能让不健康的思想把学生引向邪路。王文青因此被党支部书记找去时，已是要他停课检查了。

当我们见面时，他“创造“的课程自然停开了，他的检查也勉强过关了。只是在学校，在社会上风闻他的作为的人们眼中甚至在他的学生眼里，他好象真的犯了什么错误，因此他已一改过去活跃的性格，上课之外，整天地窝在单身宿舍里写他的小说。

“性问题是个地雷，踩不得。“他叹道。紧接着他又问道：”一个健康文 明的社会，为什么从上到下惧怕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