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核物理学中，用半衰期（half life）的概念来描述放射性物质的衰变过程，表示一定数量放射性同位素原子数目减少到其初始值一半时所需要的时间。放射性物质的衰变过程服从负指数分布：

n(t)=noe-kt                           （公式8）

    其中，n(t)为经过时间t后剩余的原子数量，no为初始原子数量，k为常数，与放射性元素有关。根据半衰期的定义，半衰期T1/2指的是n/no所需要的时间，即

T1/2＝ln2/k=0.693/k                            （公式9）

    受这一物理概念的启发，著名科学学家贝尔纳（J.D. Bernal）于1958年首先提出了用“半衰期”来表征科学计量学研究当中的文献老化现象。贝尔纳用半衰期表示“已出版的文献有一半已不使用的时间”。与这个概念类似的是，1960年伯顿和开普勒把科学文献的半衰期定义为“发表所有最新被引文献的一半的时间”。后来，美国ISI的期刊引用报告（JCR）综合这两种定义提出引用半衰期（citing half-life）和被引半衰期（cited half-life），成为引文分析的两个重要指标。

    从表面上看，很多情况下学科间方法的移植似乎是一种科学家的随机行为，随意性很大，而且缺乏某种可供参考的或者指引性理论，这对我们自觉地、系统地了解并且运用这种思维方式无疑是不利的。其实，方法移植这种行为自此学科诞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只不过当时还是一种自发性的、隐性的思维方式。可以说，隐喻是启发方法移植的灵感的源点。

    隐喻(metaphor)一词出自拉丁语metaphora，而拉丁语出自希腊语同一词汇，原意为转换、变化。英语词metaphor最早的意思指一种修辞格，在字面上指称一种类型的客体或观念的一个词或词组被用来代替另一个词或词组，从而暗示它们之间的相似或类似。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研究了隐喻的性质及功能，由此奠定了西方修辞学的基础。最近的研究表明，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还是人类思维的元方式，隐喻思维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思维方式，隐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主要方式[6]。隐喻反映了语词的主观性、多义性，它在人文学科中随处可见，在以客观性、逻辑性和精确性见长的自然科学中同样大有用武之地[7]。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使用了大量借自经济学术语的隐喻概念，如“分配”、“丰富”、“稀缺”、“竞争”等。这些隐喻概念不仅提供了一组描述自然选择的适当词汇，同时提供了一种便于理解和解释的概念框架。再如，在数学的图论中，科学家们使用“树”(tree)这一名称来指称某种特定的图形，并把这种“树”的集合形象地称作“森林”(forest)。

    科学修辞学的研究发现，科学理论陈述中一些重要的核心概念往往都是隐喻性的，而且这些隐喻概念被科学家作为新的科学事实和概念前瞻性发现的重要工具而被使用。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是在范式的指导下解决问题的，而在科学的危机和革命时期，面对一系列反常，旧范式作为工具就往往显得束手无策。在这个非常时期，恰恰是想象或形象思维驰骋的大好时机和广阔天地，而隐喻正是以此见长的。

    科学中很多的基本概念都是极其抽象的，远离直接经验的，不借助于隐喻非常难以表达它们。如果把科学活动理解成是对世界的模拟活动，那么，在理论的建构活动中，科学理论的概念与术语所描述出的可能世界，只在一定的语境中与真实世界具有相似性。隐喻的基础在于人的思维、语言和自然的同构性或相似性。在科学研究的活动中，研究对象越远离日常经验，科学话语中的隐喻成份就越多。这也许是为什么在量子理论产生的早期年代，物理学家在理解微观现象时，不可能在微观对象的粒子性和波动性之间做出选择的原因所在。实际上，微观粒子的波粒二像性概念只是在现象学意义上的一种典型的隐喻概念，它们并不拥有概念的字面意义，而只具有隐喻的意义。因此，它们不是对真实世界的基本结构的实际描述。严格地说，隐喻不是逻辑的、纯粹的和理性的，表面上看，隐喻语言与追求逻辑严密和可证实性的科学陈述语言似乎背道而驰，但事实上并非如此。隐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基于相似性或类似性，在不同的经验世界或观念世界之间建立对照关系或对应关系，“隐喻是跨领域间的一种映射”[8]。

    任何一门学科的方法移植到另一门学科都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所移植的方法在其每一学科的运用应当是比较成熟、完善、合理的；二是从需要引进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的那门学科的角度看，一般也应当对其研究对象的本质或局限性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只有同时满足了以上两个条件，才可能发生学科之间的方法的移植，也才有可能使移植的方法在被移植的学科里真正适用，充分发挥其作用与功能。在这里，后一个前提条件要求：移植的方法必须紧密结合被移植学科的性质和特点，进行必要的改造和再创造。在科学发展史上，既有移植科学研究方法取得成功的经验，同样也不乏移植失败的教训，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能否把握移植对象的学科特点与性质，并使之与移植的方法有机地结合，以形成被移植学科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体系。
移植是扩大视野、开阔思路的重要途径。要使方法移植奏效，首先要善于发现，从其他已知和熟悉的事物中，甚至是从看来毫无关系的事物中得到启示。其次，要巧妙地将借鉴的东西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可以说，借鉴的自由度较大，而移植是有条件的，制约性较强。借鉴移植不能生搬硬套，不能不顾实际情况机械地去做。

    方法移植具体有两条途径：

    从思维方向来看，这两种途径一个是从上至下，一个是从下至上。从思维的逻辑方式来看，一个侧重的是演绎思维，一个应用的是抽象思维。在实践当中，大多数方法的移植与转换采用的是后一种途径，即总是从某个现实问题出发的，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过程当中受到其他学科领域的概念或者方法的启示，从而发生方法的移植。相对而言，通过前一种途径实现的情况比较少。如果我们能够对某学科当中的代表性研究方法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运用发散式的思维，有可能对其他学科领域当中的问题解决起到启示作用。由于这种思考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今后，更多方法移植有可能通过这种途径实现。

    方法移植也是有一定的层次结构的。遵循由表及里先浅后深的顺序结构，可将移植划分为三个层面：表层移植，中层移植和深层移植。表层移植是指借用其它学科的名词、术语和概念等丰富本学科的概念系统的移植方法。中层移植是指借用相关学科的观点、技术或公式、原理、模型，扩充学科理论或量化学科研究。深层移植是指自觉运用其他学科的思维方式，结合本学科的研究特点进行深层次的创造的一种方法。层次越深，移植的方法论意义也就越大。

    在科学计量学的研究中，大量吸收、消化、运用从其它学科移植过来的新方法、新技术。由于注重使用新方法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有关学科先进方法的引入，不仅为科学计量学研究培育了新的生长点，增强了科学计量学发展的活力，同时也丰富了科学计量学的方法论体系。我们已经观察到科学计量学研究大量移植其它学科方法的趋势，在科学计量学研究中，运用其它学科方法的论文、论著不断涌现，这极大地促进了科学计量学方法论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另一方面，在方法的移植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移植新方法的目的更多地在于构筑新理论，对新方法在科学计量学研究中的实际效用关心甚少。一些移植不是以社会需要为动力，而是某些研究者个人的随意性行为，他们把某些学科、方法不加选择地加以拼接，应用于科学计量学研究。一些新方法、新理论的引进只不过是一种生搬硬套，仅仅是一些名词、术语和数学公式的堆砌，重形式而不切实际，更无法真正指导实践。因此，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任何一种方法的移植、建立与运用，都要与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加以验证和完善，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和形式上，更不能盲目模仿，否则会严重影响理论研究的健康发展。

    科学计量学的发展历程不过四十年，相对许多其他学科显得不成熟，仍然处在发展当中，其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也在成熟当中。国内的有关科学计量学的研究则起步更晚，而且发展到现阶段似乎遇到了理论上的研究困境，缺乏方法上的创新。我们看到，相当一部分研究论文只是将本领域内相同或相似的研究方法在在不同研究对象之上再用一次而已。这种“简单操作”无疑对科学计量学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研究科学计量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探讨方法移植对科学计量学的方法论指导作用，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扩大视野，充分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思维和方法，结合科学计量学自身的特点和研究领域，将积极推动学科理论的发展，促进学科的成熟。

    参考文献：
    [1] PERITZ BC, BAR-ILAN J. The sources used by bibliometrics-scientometrics as reflected in references [J]. Scientometrics, 2002, 54(2): 269-284.
    [2] MERTON, RK. The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 [J]. Science, 1968, 159: 56-63.
    [3] SIMON, H. A. Models of man: Social and rational [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7. 转引自JOHN C. HUBER. Cumulative Advantage and Success-Breeds-Success: The Value of Time Pattern Analysis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8, 49(5): 471–476.
    [4] PRICE, D. DE SOLLA. A general theory of bibliometric and other cumulative advantage processes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76, 27: 292-306.
    [5] BOOKSTEIN A. Informetric distributions, part II: Resilience to ambiguity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0, 41: 376-386.
    [6] 钟映 共2页: 上一页 [1] 2 下一页